药膳发展至今，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。期间，药膳历经数次重大的历史事件，发展至今，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回顾历史，仔细研究药膳从萌芽走向雏形，从青涩到渐渐成熟，期间历经的风风雨雨无不引人深思。读史使人明志。以史为鉴，可以知兴替。在当下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，传统药膳的发展面临着诸多的问题与冲击，也给药膳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。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促进药膳的进一步发展呢？古人云，以史为鉴，可以知兴替。要想研究药膳，首先要明白药膳的发展史。只有这样，才能使我们不忘初心，坚持本心。

      药膳的发展史

      1.远古时期（原始社会）

      远古时代的人民由于生产力的极度低下，加之尚未开化，文化尚属蒙昧时期。这个时期的人们，每天早上醒过来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思考今天的伙食来源。在那个远古猛兽横行的年代，人类尚且不处在食物链的最顶端，不可能天天能吃到肉，一些自然界随处可见的草木、瓜果、蘑菇等等一定在他们的食谱中占据着很大的比例。在他们进食的过程中，自然就会分辨出什么东西好吃，什么东西难吃，甚至面临中毒的风险。“古者民，茹草饮水，采树木之实，食蠃之肉，时多疾病毒伤之害。（《淮南子·修务训》）”。经过长期的时间，先民们自然而然的就能分辨出哪些东西可以吃，哪些东西不能吃，甚至生病了以后吃什么东西可以缓解症状，受伤了以后吃什么可以缓解疼痛，甚至加速伤口的愈合。“神农尝百草之滋味，水泉之甘苦，令民知所避就，当此之时，一日而遇七十毒。”生动地说明了中医“药食同源”的理论依据。

      2.上古前期（夏、商、周时期）

      此时，中国出了一个奇才。他是政治家、思想家，已知最早的道家人物之一，也是中华厨祖。他就是商代的伊尹。《说文》释“尹”作“治也”。尹，“象手执针之状，示以针刺疗人疾病”；官名尹“同样是医疗治调之意的引申·转化”。晋代皇甫谧写道：“伊尹以亚圣之才，撰用《神农本草》以为汤液。”中国著名烹饪理论学者熊四智先生在《当立伊尹为厨坛始祖》一文中说：伊尹说，烹调美味，首先要认识原料的自然性质，“夫三群之虫，水居者腥，肉玃者臊，草食者膻。臭恶犹美，皆有所以。”他的药膳思想中，包含了中国传统思想中朴素的天人合一的理念，这种理念，不只是中国传统医学和膳食文化的立足点，更是整个中国传统思想与智慧的立足点。到了商代，有了中国最早的关于“药食同源”理论的直接书面证据。《吕氏春秋·本味篇》载有：“阳朴之姜，招摇之桂”，此二者皆可入药，又可调味，说明商代已有朴素的饮食疗法。在周代，食医居于疾医、疮医、兽医之首。食医的职责是“掌和王之六食、六欲、六膳、百馐、百酱、八珍之齐。”［2］可见当时已经明确了“药与膳”的密切关系。到了春秋，孔夫子的饮食理念“食不厌精，脍不厌细，食鱼馁而肉败不食，色恶不食”，至少说明了当时社会中高阶级已经认识的饮食卫生的重要性，毕竟他们有那个财力与文化。

      3.上古后期（战国，两汉）

      此时主要以三个标志性事件为代表性，一是《黄帝内经》的诞生，二是《神农本草经》的问世，三是医圣张仲景的出现。《内经》指出食物也有四性、五味。四性即寒、热、温、凉；五味是酸、苦、甘、辛、咸。在四气五味理论的指导下，人们可根据不同性质的疾病，选用不同性质的食物，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。同样的思想还有很多，比如《素问·五脏生成篇》的“多食咸，则脉泣而变色；多食苦，则皮槁而毛拔；多食辛，则筋急而爪枯；多食酸，则肉胝月刍而唇揭；多食甘，则骨痛而发落。”［6］。提示人们，在进行药物治疗的同时，也要注意膳食的养生。《神农本草经》是中国最早的药学专著。时至现代，有许多药材或已不可考，或消失。载药365种，分上中下三品。其中就有很多以食物入药的药物，比如大枣、海蛤、干姜、赤小豆等等。说明了人们肯定了一部分食材作为药材的价值，在药膳的发展上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。医圣张仲景的《伤寒论》中有很多汤药用到了本来作为食材的药物，比如桂枝汤，麻黄连翘赤小豆汤，柴胡桂枝干姜汤等等。可见，在中国，医药与膳食是个相互印证，共同发展的过程与关系，双方都在彼此长期的发展中总结出经验，相互指导实践。

      4.中古时期（魏、晋、唐）

      此时可谓中医与膳食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期。其一，西域的饮食文化及相关食材的重新传入（曹魏时期，大将军曹真重新打通西域通道）；其二，西域民族的大规模内迁（虽然给汉族带来了沉重的苦难，但不可否认，一定程度上也带动了民族的融合）；其三，大一统王朝（隋唐）的重新建立，给药膳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环境与经济基础。东晋著名医家葛洪著有《肘后备急方》，载有很多食疗方剂，如生梨汁治嗽；小豆汁治疗腹水；蜜水送炙鳖甲散催乳；用豆豉与酒治疗脚气病等等。唐代药王孙思邈所著的《备急千金要方》标志着食疗学已经是一门独立学问，成为独立的学科。唐代出现了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以食疗命名的药物学专著《食疗本草》。加之另外的食疗著作的出版，比如《外台秘要》《本草经集注》等等，终于使食疗药膳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，并为日后的全面发展打下更坚实的基础。

      5.近古时期（宋元明清）

      宋朝的经济实力很强，人民生活相对富足，由此为文化的发展提供必不可少的助力。宋朝建立了相关的机构进行相关药膳书籍的整理与编纂，在北宋官修的几部大型方书中，如《太平圣惠方》及《圣济总录》两部书中，都专设“食治门”，成为食治门中的主流。元朝的代表人物与代表方书是元代的饮膳太医忽思慧著的《饮膳正要》，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营养学专著。他用全新的理念重新阐释了药膳的基本概念，即从营养的观点出发，加强饮食卫生，营养调摄以预防疾病。书中写道：“夫安乐之道，在乎保养。故善养性者，先饥而食，食勿令饱，先渴而饮，饮勿令过，食欲数而少，不欲顿而多。”［5］即使在现在看来，听起来也是这么的亲切顺耳。明清时期是中医食疗药膳进入更加全面发展的阶段，几乎所有的本草著作都注意到中药与食疗学的密切关系。明代时期食疗药膳著作达30种以上，如沈李龙《食物本草会纂》、宁原《食鉴本草》、李时珍《食物本草》等。到了清代，以太医院与御膳房为结合的一系列宫廷验方发扬光大并流入民间，也带动了一批民间餐饮业的发展，指导了民间药膳的发展。